“2013年德国大选是最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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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索夫林危机的未来展望

从技术上讲，6月底的欧盟峰会取得了三大成果，但对核心国家、非核心国家来说是双赢的结局。 另外，还应该看到德国态度由强硬转为缓和，欧盟领导人认识到防止危机向西班牙扩散是欧洲都柏林危机的关键，这些观念上的变化，对未来危机的解决更具有指导意义。

意大利和西班牙很重要

防止危机向西班牙蔓延是欧洲都柏林危机的关键。 即使6月17日希腊退出欧元区的警报解除，投机者仍将目光投向西班牙，股市低迷，银行溢价，国债收益率持续上升，危机正在大幅蔓延。

但是西班牙的问题和希腊完全不同。 西班牙国债在gdp比上比德国重要，债务问题不突出。 西班牙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房地产泡沫带来的金融风险增大。

以前，西班牙的房价大幅上涨，现在房价下跌，处于脱泡化的过程中，这个过程和美国和爱尔兰很相似。 受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影响，西班牙银行领域的资产负债表急剧恶化，坏账率迅速上升。 根据西班牙中央银行的数据，截至去年3月，西班牙银行领域的坏账率上升到8.37%，为过去18年来最高。

因为，西班牙面临的是实体经济问题，如何处理银行放贷，政府是否向银行提供资金，不增加政府负担，不是光靠财政紧缩就能处理的。 可以肯定的是，西班牙的银行领域得到千亿欧元的救援，不再经由西班牙政府，而是直接向银行提供资金，由此表明欧元区国家开始共同救助金融体系和金融一体化的开始。 由此可见，欧洲的许多问题并不是没有处理方案，而是出于政治考虑，政府有必要再三权衡。

如何落实峰会的细节很难

这次峰会是年初欧洲都柏林危机全面爆发以来，欧盟举行的第十九次首脑会谈。 根据以往峰会的经验，会议成果的落实往往比达成更为困难。 因此，关于这次欧盟会议，详细内容如何落实值得关注。

首先，欧盟峰会同意建立统一的银行监管体制，这被认为是迈向银文芳阁的重要一步，但会议并未讨论实施银文芳阁，而是将这个话题留给了10月和12月的峰会。 具体来看，建立统一监管仍然面临着许多技术问题。 比如，谁负责监管？ 如果欧洲央行要承担这个责任，如何明确欧洲央行的权力？ 如何确保欧元区在中银领域的共同风险，建立共同存款保险和重建基金制度？ 如何平衡统一监管机构和各自所属国家的监管？

其次，如何应对欧元区经济下滑和失业率上升。 虽然提出了1200亿欧元的刺激计划，但由于目前欧元区进入“财政紧缩、经济增长低迷、银行放贷上升、政府支出增加”的恶性循环，欧元区短期经济衰退的格局基本无法消除。 根据最近公布的数据，6月欧元区pmi最终值为45.1，与5月持平，处于2009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收缩状况已经持续了11个月。 此外，失业率进一步上升，欧元区5月失业率从4月的11%上升至11.1%，创历史新高。 年轻人的失业率从4月的20.5%上升到了22.6%。

再者，由于内部难以协调，所以对执行细节有抵触。 例如，原定于7月9日达成对西班牙银领域援助的最终协议，但最后期限推迟到7月20日，芬兰和荷兰反对使用欧元区救助基金在二级市场购买受困国家的国债。

最后，如何平衡增长和财政紧缩，仍然很重要。 从短期来看，债务国的紧缩政策是否应该适时调整，比如希腊的紧缩和救助条款是否应该重新讨论，峰会没有给出答案。 因此，从长远来看，处理欧洲都柏林危机的根本出路是重建财政和财政一体化，这显然是一个更漫长、曲折的过程。

欧洲都柏林危机爆发以来，触及了核心国与非核心国之间的矛盾、核心国之间的矛盾、选民与政党之间的矛盾三个根本矛盾。 这两年来，上述矛盾不断交错、升级、演变。 现在危机升级到了第三阶段，也是最难控制和处理的阶段。 因此，笔者评价说，年德国选举仍然是欧洲都柏林危机面临的最大风险。

第一阶段，核心国与非核心国之间签订了财政合同，是一大进步。 与美国、日本相比，欧元区的整体债务状况为87%左右，远远好于美国的100%和日本的233%。 另外，欧元区没有贸易盈余，在内部，不通过海外救助就能解决危机。 但是，欧洲都柏林危机愈演愈烈。 重要的是，欧元区是货币联盟，而不是财政联盟。 希腊因数据造假进入欧元区，但一旦财政问题爆发，整个欧元区都需要救助，核心国与非核心国的矛盾爆发引发了危机。

确实，经过漫长的谈判和反复，今年3月初，欧盟25个成员国(不包括英国和捷克)在欧盟春季峰会上正式签署了《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和治理条约》，走向了财政一体化的道路。

第二阶段，欧洲央行加大干预力度，平息金融市场动荡。 欧洲都柏林危机爆发以来，德法两个核心国家在寻找平息金融市场恐慌的方法方面一直存在争议。 过去，德国反对欧洲央行的过度干预，担心欧洲央行会成为最终的风险承担者。 而且，由于德国的通货膨胀率低于欧洲整体水平，德国厌恶欧洲央行放松政策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 迄今为止，关于efsf杠杆化、多种基金上市、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向中国请求援助等方法进行了广泛讨论，但并未取得良好效果。 其实，寻求欧洲都柏林危机的处理方案不需要“缘木求鱼”，只有欧洲央行发挥更大的作用，才能稳定市场信心。

确实，去年12月和今年2月，欧洲央行分别发布了两次长时间再融资操作( ltro )，大幅缓解了银领域流动性不足，稳定了投资者信心。

第三阶段，选民与政党之间的博弈不断演化。 欧元区的真正风险来自政治。 因为民主投票的政治体制没有把解决这个矛盾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决策者手中。 虽然主要国家首脑已经就欧洲债务问题表现出了巨大的妥协和努力，但欧元区能否共同度过难关，最终面临着来自各国选民的挑战，特别是经济下行阶段。 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在选举中输给“反对长时间紧缩”的左翼总统候选人奥朗德、荷兰前首相吕特执政联盟未能就财政赤字削减案达成一致而被迫辞职、希腊总统选举的风波等，都是佐证。

年，德国将面临选举。 比起默克尔领导的中右翼政府，偏左的社会民主党人对财政紧缩政策抱有怀疑。 如果德国选民不支持救助，默克尔在年大选中失利，欧元区财政一体化之路将增加更大的不确定性。

来源：时代商情报